的那位衣着过分整齐的丹尼尔-弗里瑟博士，他有一张镇定、憔悴的脸，还有大概二十几个我不认识的人。弗里瑟是昨天一大早到达的，来澄清克斯勒的案子。他在医院里探望过我，向我表示了他的同情。我不知道他都讲了些什么。

牧师讲了很长时间，他是好意，可他讲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。我感觉，我一分钟一分钟地越来越不安。我的脚很疼。

“人，由女人生下，短暂人生，充满不安。他像一朵花开放又凋落。他像个影子一样逃跑。风不再知道他的处所”

自昂热拉死后我就哭过，可是没有人看到，我在内心里哭。我的脸看上去一定像个面具，一个石头面具。当牧师这样祈祷时，我眺望着大海，海上乌云笼罩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层密密的雨纱在飘。然后，掘墓人终于用绳子将棺材放下了墓穴。牧师伸给我手，说了点我没听懂的话，然后递给我一把小铁铲。我弯下身，铲起一点湿土，抛了进去，抛在昂热拉的棺材上。铲子然后传给一个个来参加葬礼的人。他们全往棺材上扔土，还有许多的花。他们全都跟我握手，有些人也讲了点话，但我不知道讲的是什么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，最后剩下我一个跟四名掘墓人。他们合上坟墓，同时边吸烟边交谈。我站在一边，不停地眺望大海，昂热拉曾经那么爱它。天色已经暗了，我冷得直抖。我看着掘墓人结束他们的工作，把所有的鲜花和花环放在堆起的土堆上。然后他们也走了。这个墓当然还没有完。我挑选了一块墓碑，付了钱，请求在上面只刻一个词：昂热拉。他们告诉我，要过一段时间，土才能坚固，他们才能将石头、那块黑黑平平的大理石运过来。

大羊圈公墓确实非常大，但最后还是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我走近那个土丘，想跟昂热拉交谈。我确实尝试过，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因为我还有许多的话要对她讲。但没有意义，我一句话也想不起来。于是后来我穿过雨走向公墓的出口，坐进了昂热拉的车子。这一天我头一回驾驶这辆梅塞德斯车，它的左侧座位上有几个枪眼。我原来送给昂热拉的那只小熊挂在挡风玻璃下方。我非常慢地开回城里，沿着十字架路向下，经过“庄严”酒店，经过“费利克斯”经过几-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。

我把梅塞德斯车开进了车库，锁好了。在住宅区大门口，有一个男人向我打招呼，当我从电梯出来到楼上时，又有第二个，他站在门外。鲁瑟尔还让人一直保护着我，虽然克斯勒已经死了。但我跟垂死的克斯勒讲的是德语，我周围没有人听得懂我们。我只告诉鲁瑟尔，克斯勒受命干掉我，让我停止到处探听。同样的话我也对弗里瑟讲了。所有其它的东西新闻界都将获知，如果我们的公证员黎贝勒把巴黎国家银行保险箱里的材料，连同这份长篇报告和钻石伊尔德的招供、照片和磁带在苏黎世向新闻界公布的话。这期间我没有见到黎贝勒，他也没来公墓上。可他知道他该怎么做。我当然不断地问自己，他们为什么要促成克斯勒作出这一疯狂的举动。钻石伊尔德一清二楚，如果昂热拉或者我死于非命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。这些人失去理智了吗？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，令我们的证据不重要了吗？不管我怎么绞尽脑汁，我想象不出会有这么一条出路。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太长时间，我很快就累了，很难集中精力。

房子里变冷了。我打开所有的灯和所有的电视机，从一间房走进另一间房，非常仔细地打量了一切——画室里已经画完和完成了一半的画像，厨房里的餐具，我经常在上面坐过的小凳子，我的衣橱和昂热拉的衣服。我试着再次从布料里闻出她的皮肤的香味，但我很快就放弃了，因为我受不了这个。我走进我们的卧室，在宽大的床上躺了很长时间，我们总是一起睡在上面。最后连这个我也无法忍受了。我看了我们所有的像。客厅里的桌上有一只杯子。杯子里还有半杯茴香酒。在她开车去接我出院之前，昂热拉一定喝过。杯子上有一个唇膏印，当我坐在昂热拉的写字台旁写下这些字行时，它就放在我的面前。

雨又下大了。我先前听见，门外的警官被另一名警官换岗了，我一直在往下写。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。现在是二十二点十五分。我刚才给公证员黎贝勒打过电话，对他说，请他十一点钟无论如何再来一下，取我的报告这最后几页。然后，他应该照我们约定的去做。他讲，他理所当然会这么做。我也找过门外的刑警，他坐在电梯旁的楼梯口。我把房门钥匙给了这位警官，对他讲，公证员黎贝勒十一点要来。请放他进房，黎贝勒来取一点东西。我想躺一下，因为我累了。这位警官也通知到了。他会带黎贝勒进屋。在我跟这位刑警讲过之后，我回到屋里，来到平台上，走进雨里，它冷冷地有力地打在我脸上。这时我突然想起来，曾经有人警告过昂热拉当心而。这个人也曾经讲到过那许多白大褂和某个将要死去的人。那之后——我又想起来——贝尼斯夫人，卡诺特街上“奥地利旅馆”里的那个算命女人。她说，那之后昂热拉和我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，我们将化为一体，永远幸福。这事儿，她说，还将在这一年发生。是的，讲所有这一切的是贝尼斯夫人。